Think Out of the Box

修改時間:2022年9月11日 23:06

內容

Think Out of the Box:不一樣的設計,不一樣的世界  

專訪Digital Medicine Lab創辦人—何樵暐

 

採訪編輯者:黃皓筠

Digital Medicine Lab,一個位於台北市中山區的小小工作室,乘載著創辦人何樵暐在設計這塊領域的心血。從BenQ、ArtCenter College of Design、IDEO、擁有獨立的工作室、到任教於台灣科技大學,是一個「給予」到「獲得」的過程。秉持著跳脫商業框架的信念,何樵暐想要讓更多人看見設計擁有無限的可能性。

慢郵、蒲公英與白色謊言—設計的價值與未來

「ArtCenter是出了名的地獄,我通常都是凌晨三四點才從研究室離開,然後早上八點再回去。」研究所最後一年,何樵暐苦心設計的畢業製作Digital Medicine,讓他看見了設計的價值,也成為未來創辦獨立工作室的契機。他感嘆多數時候設計師在探索人與科技之間的互動時,模式似乎是非常固定的。理念不乏使用者友善、以使用者為中心等,然而這樣被商業束縛的互動設計讓何樵暐厭倦。然而,也因厭倦,何樵暐開始思考在既有的框架外,設計還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Digital Medicine中的三件作品—慢郵、蒲公英與白色謊言皆是運用科技的互動來探索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另外一種價值與反思。「這是第一次我開始沒有運用所學的技能去服務商業或企業,而是去發掘某些我認為值得去探索的議題,真的非常喜歡。」對於那時的何樵暐,設計就像是啟發思考的medicine,可以令人反思,卻也可以因為沈迷在商

業中而迷失。工業革命過後,設計產業一昧的服務於商業之下,成為商業的俘虜,被利益束縛,而設計做為「medicine」並非因為它能夠治療人們,何樵暐說道所謂的「治」是指能夠傳遞商業框架以外的價值觀,設計就如同許多行業,在人文、社會方面有更多的可能性,能做的還有很多。

跳脫框架的教育、被反轉的思維

經歷了ArtCenter的洗禮後,何樵暐先前對於設計的思維被翻轉了180度。他開始重新檢視自己要的到底為何。「到底人在這個世界上、這個商業體、為什麼要這樣設計?是為了企業能夠得到商業利益?還是為了整個社會以及人類好?」久而久之,何樵暐意識到企業無可厚非的是為了經濟效益而生存,而他為此感到厭惡,畢竟多數企業並不會委託設計師創作具批判性的物件。在他看來商業式設計所追求的十分單一,無論是像Facebook一樣的科技巨擘亦或小公司似乎都是一樣的,因此感到灰心。何樵暐笑道「當你意識到設計擁有不同於一般商業經營的模式後,你就很難再回去了。」歷經灰心時刻的他,決定要成立自己的工作室探索設計無限的可能性。

Digital Medicine Lab—設計的新維度

有別於傳統工作室專注於商業案的開發,Digital Medicine Lab在定位上更注重的是黃金三角的經營模式—創作、商業設計、設計教育。創業過程難免還會觸及商業案以維持固定營收;然而創作才是工作室的核心價值,設計這項武器學了大半輩子,除了商業之外何樵暐更想運用這項技能來做更多事情;若說商業案是必要的、創作是最重要的,設計教育則是收穫最大的。在商業案中,設計師永遠是「給予」的角色,每天提供顧客解決問題的答案。但何樵暐於台灣科技大學帶領畢業製作的一整年,每組學生對不同議題的每場討論與探索,讓他十分享受其中。教育過程中的「獲得」又帶給何樵暐在創作以及工作室經營上更不一樣的啟發。

在台灣像這樣研究基礎的工作室並非主流,所謂的以實驗為基礎是指設計師們在沒有企業委託的情況下,自發性地開始對他們極有興趣且感到非常重要的議題展開設計並發表。至於為何無法成為主流何樵暐則是笑道:「大概是因為沒錢吧!對於設計公司來說當然會有他的現實考量,必須先餵飽肚子才能去想別的事情。」他提到同事們正在設計的作品,例如:面臨絕種動物的音樂卡片、服務於心智的電風扇,以及與空污相關的印表機。這些名字乍聽起來都相當的神奇,當然也沒有企業委託他們創作這樣的作品,不過就沒有利潤,何樵暐卻認為這些創作卻是有趣也值得花時間耕耘的。

挑戰—理想與現實的平衡

Digital Medicine Lab創立至今也遇到許多大大小小的困難。工作室剛成立時,未來充滿不確定性,何樵暐明知很多商業案其實已經不想再觸碰,卻因為現實考量不得不做。他認為台灣大部分的設計工作室,乃至於任何產業,都需要遇到如何在理想與商業之間找到平衡點的難題。除此之外,Digital Medicine Lab許多的客戶來自中國。

COVID-19爆發之前,何樵暐每個月都得飛往中國一趟,然而現在卻受到阻礙。非常時期之下,以往的商業案只能暫緩,而這樣的情況對於想要創作卻在收入出現波折的何樵暐來說是一項挑戰。

推測設計—Pushing People to Think Out of the Box

經營工作室的同時,何樵暐也致力於推動「推測設計」。至於推測設計到底是什麼樣的概念呢?以下為你一一解釋。首先,它鼓勵設計師突破設計只能服務於商業的框架。當使用者消失時,設計師是否仍需以服務於使用者的語彙設計作品? 簡而言之,推測設計迫使設計師反思設計物件的時的背後動機與目的到底為何。

另外,著墨於虛構象限的思考是推測設計中十分重要的一環,設計並非因為不能被實踐就是不不好的、不值錢。何樵暐說道許多文學都是虛構的,然而它們確確實實的影響了大眾的看法,虛構有它的存在的意義,運用至設計上亦然。在推測設計中我們可以看見近未來、平行時空的設計,或是將已存在的現代科技再稍微推向極端的作品,讓大眾去想像在成品推出過後會對國家政策有何影響、而文化的道德的界線又在何處。「推測設計藉由創作去刺激人民思考,並與社會做溝通,刺激人們跳出原有的框架。」

推測設計雖非主流,然而矽谷的科技巨擘如微軟、Google、臉書等,會聘請研究基礎的工作室預想未來在某一個議題中會產生出什麼樣的物件,而那個物件會帶來什麼樣的正負面影響。以新加坡政府為例,他們委託了英國的Superflux想像若是海平面上升到一定的程度後,該如何重新建造城市。何樵暐解釋到或許是時候台灣的設計與科技產業可以在這塊領域有所著墨與邁進。

對於年輕人的鼓勵

何樵暐提到現在是個跨領域的世代,社會需要的是T型人才,意旨能夠廣泛學習,同時也具有一、二項深度專業知識的人才。舉例來說,台灣人大多數在小時候會學習許多才藝,卻在長大後不是遺忘就是沒興趣了。然而何樵暐十分羨慕那些還記得並堅持下去的人。這些從小擁有美感也會音樂創作的人,或許會成為工程師,當他將三塊領域結合時,將達到普通人無法到達的境界。何樵暐說:「跨領域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你的興趣跟專業做結合。」

另一方面,除了鼓勵年輕人出國闖蕩,何樵暐呼籲也別忘記回到台灣這片土地深耕。「我常說Google不缺你一個工程師或設計師,但台灣很缺,不管是就業、創作、還是成立新創公司,一定要回來。」現在的台灣和以前已經大不相同,若是優秀人才持續外流,這塊土地可能就此沒落。

最後,何樵暐鼓勵學生耕耘side project或是passion project。無論一位設計師在公司

的架構下創作出什麼作品,其中一定包含了許多公司的文化以及規則,很難有個人色彩。然而side project能夠呈現出一個人為什麼喜歡設計,有什麼樣的熱忱。「我非常鼓勵設計師做創作,因為那是非常有趣的,可以說是一種跟社會溝通的方式。」何樵暐說。另外,他也提及一位曾經曾經在Google Creative Lab工作的學姊的分享,在Google工作的同事們幾乎都有個人的side project,他們認為服務於商業的技能也能在私底下有諸多可能性,這些作品有時比正職工作創造出的產品更加精采,甚至還前往紐約美術館展覽。

何樵暐鼓勵學生在校內就可以有這樣的合作,如果你不知道藝術與設計在做什麼,不妨詢問媒體相關科系的學生是否需要程式相關的協助,兩邊可以互相成長。或許現在看來這些side project只是一般的作品,然而它也可以是一種內心的探索,能夠帶領你到一些想像不到的地方。

 

Think Out of the Box:不一樣的設計,不一樣的世界  

專訪Digital Medicine Lab創辦人—何樵暐

 

採訪編輯者:黃皓筠

Digital Medicine Lab,一個位於台北市中山區的小小工作室,乘載著創辦人何樵暐在設計這塊領域的心血。從BenQ、ArtCenter College of Design、IDEO、擁有獨立的工作室、到任教於台灣科技大學,是一個「給予」到「獲得」的過程。秉持著跳脫商業框架的信念,何樵暐想要讓更多人看見設計擁有無限的可能性。

慢郵、蒲公英與白色謊言—設計的價值與未來

「ArtCenter是出了名的地獄,我通常都是凌晨三四點才從研究室離開,然後早上八點再回去。」研究所最後一年,何樵暐苦心設計的畢業製作Digital Medicine,讓他看見了設計的價值,也成為未來創辦獨立工作室的契機。他感嘆多數時候設計師在探索人與科技之間的互動時,模式似乎是非常固定的。理念不乏使用者友善、以使用者為中心等,然而這樣被商業束縛的互動設計讓何樵暐厭倦。然而,也因厭倦,何樵暐開始思考在既有的框架外,設計還有什麼樣的可能性。

Digital Medicine中的三件作品—慢郵、蒲公英與白色謊言皆是運用科技的互動來探索人與人之間溝通的另外一種價值與反思。「這是第一次我開始沒有運用所學的技能去服務商業或企業,而是去發掘某些我認為值得去探索的議題,真的非常喜歡。」對於那時的何樵暐,設計就像是啟發思考的medicine,可以令人反思,卻也可以因為沈迷在商

業中而迷失。工業革命過後,設計產業一昧的服務於商業之下,成為商業的俘虜,被利益束縛,而設計做為「medicine」並非因為它能夠治療人們,何樵暐說道所謂的「治」是指能夠傳遞商業框架以外的價值觀,設計就如同許多行業,在人文、社會方面有更多的可能性,能做的還有很多。

跳脫框架的教育、被反轉的思維

經歷了ArtCenter的洗禮後,何樵暐先前對於設計的思維被翻轉了180度。他開始重新檢視自己要的到底為何。「到底人在這個世界上、這個商業體、為什麼要這樣設計?是為了企業能夠得到商業利益?還是為了整個社會以及人類好?」久而久之,何樵暐意識到企業無可厚非的是為了經濟效益而生存,而他為此感到厭惡,畢竟多數企業並不會委託設計師創作具批判性的物件。在他看來商業式設計所追求的十分單一,無論是像Facebook一樣的科技巨擘亦或小公司似乎都是一樣的,因此感到灰心。何樵暐笑道「當你意識到設計擁有不同於一般商業經營的模式後,你就很難再回去了。」歷經灰心時刻的他,決定要成立自己的工作室探索設計無限的可能性。

Digital Medicine Lab—設計的新維度

有別於傳統工作室專注於商業案的開發,Digital Medicine Lab在定位上更注重的是黃金三角的經營模式—創作、商業設計、設計教育。創業過程難免還會觸及商業案以維持固定營收;然而創作才是工作室的核心價值,設計這項武器學了大半輩子,除了商業之外何樵暐更想運用這項技能來做更多事情;若說商業案是必要的、創作是最重要的,設計教育則是收穫最大的。在商業案中,設計師永遠是「給予」的角色,每天提供顧客解決問題的答案。但何樵暐於台灣科技大學帶領畢業製作的一整年,每組學生對不同議題的每場討論與探索,讓他十分享受其中。教育過程中的「獲得」又帶給何樵暐在創作以及工作室經營上更不一樣的啟發。

在台灣像這樣研究基礎的工作室並非主流,所謂的以實驗為基礎是指設計師們在沒有企業委託的情況下,自發性地開始對他們極有興趣且感到非常重要的議題展開設計並發表。至於為何無法成為主流何樵暐則是笑道:「大概是因為沒錢吧!對於設計公司來說當然會有他的現實考量,必須先餵飽肚子才能去想別的事情。」他提到同事們正在設計的作品,例如:面臨絕種動物的音樂卡片、服務於心智的電風扇,以及與空污相關的印表機。這些名字乍聽起來都相當的神奇,當然也沒有企業委託他們創作這樣的作品,不過就沒有利潤,何樵暐卻認為這些創作卻是有趣也值得花時間耕耘的。

挑戰—理想與現實的平衡

Digital Medicine Lab創立至今也遇到許多大大小小的困難。工作室剛成立時,未來充滿不確定性,何樵暐明知很多商業案其實已經不想再觸碰,卻因為現實考量不得不做。他認為台灣大部分的設計工作室,乃至於任何產業,都需要遇到如何在理想與商業之間找到平衡點的難題。除此之外,Digital Medicine Lab許多的客戶來自中國。

COVID-19爆發之前,何樵暐每個月都得飛往中國一趟,然而現在卻受到阻礙。非常時期之下,以往的商業案只能暫緩,而這樣的情況對於想要創作卻在收入出現波折的何樵暐來說是一項挑戰。

推測設計—Pushing People to Think Out of the Box

經營工作室的同時,何樵暐也致力於推動「推測設計」。至於推測設計到底是什麼樣的概念呢?以下為你一一解釋。首先,它鼓勵設計師突破設計只能服務於商業的框架。當使用者消失時,設計師是否仍需以服務於使用者的語彙設計作品? 簡而言之,推測設計迫使設計師反思設計物件的時的背後動機與目的到底為何。

另外,著墨於虛構象限的思考是推測設計中十分重要的一環,設計並非因為不能被實踐就是不不好的、不值錢。何樵暐說道許多文學都是虛構的,然而它們確確實實的影響了大眾的看法,虛構有它的存在的意義,運用至設計上亦然。在推測設計中我們可以看見近未來、平行時空的設計,或是將已存在的現代科技再稍微推向極端的作品,讓大眾去想像在成品推出過後會對國家政策有何影響、而文化的道德的界線又在何處。「推測設計藉由創作去刺激人民思考,並與社會做溝通,刺激人們跳出原有的框架。」

推測設計雖非主流,然而矽谷的科技巨擘如微軟、Google、臉書等,會聘請研究基礎的工作室預想未來在某一個議題中會產生出什麼樣的物件,而那個物件會帶來什麼樣的正負面影響。以新加坡政府為例,他們委託了英國的Superflux想像若是海平面上升到一定的程度後,該如何重新建造城市。何樵暐解釋到或許是時候台灣的設計與科技產業可以在這塊領域有所著墨與邁進。

對於年輕人的鼓勵

何樵暐提到現在是個跨領域的世代,社會需要的是T型人才,意旨能夠廣泛學習,同時也具有一、二項深度專業知識的人才。舉例來說,台灣人大多數在小時候會學習許多才藝,卻在長大後不是遺忘就是沒興趣了。然而何樵暐十分羨慕那些還記得並堅持下去的人。這些從小擁有美感也會音樂創作的人,或許會成為工程師,當他將三塊領域結合時,將達到普通人無法到達的境界。何樵暐說:「跨領域最好的方式就是把你的興趣跟專業做結合。」

另一方面,除了鼓勵年輕人出國闖蕩,何樵暐呼籲也別忘記回到台灣這片土地深耕。「我常說Google不缺你一個工程師或設計師,但台灣很缺,不管是就業、創作、還是成立新創公司,一定要回來。」現在的台灣和以前已經大不相同,若是優秀人才持續外流,這塊土地可能就此沒落。

最後,何樵暐鼓勵學生耕耘side project或是passion project。無論一位設計師在公司

的架構下創作出什麼作品,其中一定包含了許多公司的文化以及規則,很難有個人色彩。然而side project能夠呈現出一個人為什麼喜歡設計,有什麼樣的熱忱。「我非常鼓勵設計師做創作,因為那是非常有趣的,可以說是一種跟社會溝通的方式。」何樵暐說。另外,他也提及一位曾經曾經在Google Creative Lab工作的學姊的分享,在Google工作的同事們幾乎都有個人的side project,他們認為服務於商業的技能也能在私底下有諸多可能性,這些作品有時比正職工作創造出的產品更加精采,甚至還前往紐約美術館展覽。

何樵暐鼓勵學生在校內就可以有這樣的合作,如果你不知道藝術與設計在做什麼,不妨詢問媒體相關科系的學生是否需要程式相關的協助,兩邊可以互相成長。或許現在看來這些side project只是一般的作品,然而它也可以是一種內心的探索,能夠帶領你到一些想像不到的地方。